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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纪事

作者:未知

  做了十七八年新闻工作,虽不能说阅历无数,却也有许多经历、许多感慨。初春之夜,顺手拈来几则,酸甜苦辣,自在其中。
  
  庆幸曾经是个兵
  
  1976年12月,我17岁高中毕业去了部队,当连队文书、当文化教员、当通讯班长、当营部书记,火热的部队生活让人终生难忘。在部队我学到了很多,在广州军区还是小有名气的“战士诗人”,常常有诗歌刊登在报纸上。没有想到,离开军营20多年后,我竟又能听到部队的召唤。
  是2008年的一场大雪,把我与部队再次联系在一起。那是旧历十二月廿八,我刚走在上班的路上,手机忽然响了。来电者是解放军报社《军事记者》杂志主编朱金平大校。他问我是不是《永州日报》的蒋剑翔同志,说看了我许多文章,特意找我,想约请我就湖南新闻界同仁在南方冰灾中的表现写一篇特稿。已预留两个页码,截稿时间为正月初六上午,连同我的照片一起发过去。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天寒地冻,时间仓促,如何了解情况?能行吗?虽然想到了困难,但我还是很干脆地说:“行,我试试吧!”这是来自军营的召唤,来自部队的召唤,我不能拒绝,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兵。
  为了写这篇稿,我几乎把整个春节长假都搭上去了。我先是给省内有关新闻单位的朋友们打电话,请他们提供典型和相关情况。节前打,节后也打,有的先后打了十多个。《长沙晚报》的唐群雄同志是我的好朋友,他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为我专门发来了一大篇已采写好了的文章;《湖南日报》的同志为我提供了大量资讯;本报左亚军同志给我讲述了不少新鲜故事。所有这些,在寒冷的冰雪天给了我温暖与力量。
  正月初五,我拒绝了一切应酬,关起门来在电脑上足足写了一天一夜,到次日凌晨3点才关机上床。
  第二天,我又将稿子修改了一遍。2月12日,正月初六,在约定交稿的最后时刻,我恋恋不舍地把稿子发出去了,就像送心爱的儿子去了部队。稿子发过去,七八千个字,得到了《军事记者》编辑部的高度评价,后来足足发了两个半页码。如战士攻克了一个顽固的堡垒一样,我开心地笑了。交稿后不几天,我就和太太去了广州,重返部队故地重游,茅台酒喝了几大杯竟也不醉。新兵老兵在一起,那份感情,别说了!
  我庆幸,我曾经是一个兵。
  
  爆炸就是命令
  
  1993年11月26日下午4时5分,军工企业南岭化工厂发生了大爆炸,硝烟弥漫。“美国之音”的报道总是富有想象力的:在中国的南部某山区,中国又成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那天是星期五,感恩节的第二天。我们都在编辑部工作。那时星期六、星期天不出报纸,我们正埋头编辑下周一即29日的稿件,只隐隐约约听到一声闷响,窗户似乎有些振动,大家都没在意。没有人会想到: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在我们身边降临了!
  下班回家时,大家仍有说有笑。回到家里,我刚端起碗准备吃晚饭,电话铃响了,总编辑王延斌在电话里急促地问我:“你知不知道,南岭化工厂爆炸了!”天呀!南岭化工厂是省属军工企业,是一个巨大的火药库,它爆炸了,可了得!爆炸就是命令。不容分说,我立即扔下饭碗,拎起采访包,就同王延斌、艾艳君和司机张福江四人火速向双牌县赶去。
  现场可用四个字来形容:惨不忍睹。没有人理会我们,甚至没有人敢放我们进现场采访。一切都无所谓,我们想到的只是必须尽快了解事情的真相,必须尽快发稿。我们是最先到达现场的记者,后来才知道,我们也是大爆炸发生后当天唯一到达事故现场的媒体和记者。
  对于灾难报道,当时在中国是很忌讳的,有严格的审批规定。我们当时想到了纪律,但更多的还是想到了责任。一场大爆炸,死伤那么多人,不尽快把事实真相告诉大家,社会上会出现多少恐慌、多少谣言、多少猜测呀!核实情况后,我迅速向外发了稿,一篇、二篇、三篇、四篇,许多媒体都竞相采用,包括《湖南日报》、《北京晚报》、《中国商报》、《中国保险报》、《中国红十字会报》,包括对外发行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还包括有军工背景的《中国军转民报》。不知是出于时效性,还是其他方面的考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并没有采用这些稿件,甚至对这场死61人、伤21人的大爆炸只字未提。现在想来,的确有点遗憾。终究,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是要对历史负责的。
  在大爆炸所有的发稿媒体中,《中国日报》显然是最具影响的。稿件见报后,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等许多世界知名通讯社纷纷予以转载,较好地达到了传播信息、以正视听的作用。《中国日报》编辑部为此还专门写信给我,对我的报道予以肯定,并表示感谢。
  通过这次采访,我开始悟出了一个道理:灾难新闻并不可怕,关键是要在情况搞准确的前提下报得越快越好。靠压、靠捂、靠堵、靠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相反会把事情搞大。我们应该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事实上,开明的领导是不会压新闻的。我连续发了多篇大爆炸的新闻,不但没受到领导的批评,相反,还破例被评为处理“11?26事件”的先进个人,受到地委、行署的表彰。至今,那大红奖状还压在我的书柜里呢!
  
  谈笑风生唠家常
  
  于明涛同志是我们零陵地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专员,后来担任了国家审计署长,可谓是个大人物。1992年,原永州市举办怀素书法研讨会和首届经贸会,邀请他出席。于明涛回零陵,作为地区党报,肯定要作报道。然而是发消息还是做专访,当时我们没多想,只是想应该去拜访一下他老人家。
  于明涛这次偕夫人而来,住在潇湘宾馆3号楼。
  我们是晚上去的,敲开门,说是报社的同志,他非常高兴。老人家神采奕奕,一头白发,一脸笑容。去时我们还有一些顾虑,一是我们从没见过面,怕有些不方便。二是他从北京远道而来,长途跋涉,怕影响老人家的休息。没想到我们的顾虑是多余的。于老官虽大却没有一点官架子,就如村里慈祥的老人一样。我们的采访是在聊天中进行的,互相提问,互相作答,相当轻松,谈笑风生。于老离开零陵三十多年了,非常关心零陵的发展,总想多问问零陵的状况。他说:“还是让我来采访你们吧!”感情这个东西确实是个奇怪的东西,它能消除隔阂,拉近距离,活跃气氛。因为于老是我们零陵地区的首任专员,他虽是北方人,虽曾位居高位,但在这里,“零陵”这根红线已把我们拉近了,此时我们已经成了一家人。一家人之间,自然不会分彼此,自然不会拿架子。这样的采访,当然轻松愉快了。采访领导人,能有这样的好气氛,确实非常难得。
  不过,聊天归聊天,说笑归说笑,作为记者,职责可不能忘。记者的职责是采访,言谈举止,一颦一笑,你必须观察,必须思考,必须捕捉其精彩而有用的东西,甚至必要时你还要巧妙地引导话题、转移话题,而又不能引起对方的反感。采访其实就是一门艺术、一门技巧,只有你掌握了这门艺术、这门技巧时,你才会面对各种情况,才会挖掘到你所想要的东西,甚至是旷世珍宝。比如,对于零陵,究竟有没有变化?有多大变化?于老是建国后的首任专员,最有资格说。
  再比如,当时南下打工潮兴起,一些地方认为抓粮食生产没有出路,有“厌粮”情绪,于老身为中顾委委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大家肯定关心。还比如,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在沿海地区发展得红红火火,零陵怎么办?这些问题,领导感兴趣,读者也会感兴趣。我们在与于老聊天中,有意将话题引到这些方面,于老的见解果然深刻。
  这次采访很突然,也很匆忙。说实话,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是晚饭后王延斌同志打电话叫我去的,什么准备工作也没做。若提前一两天告诉我有这么一个采访,我起码也要查查资料,了解一下采访对象的情况,甚至挖出一两个故事来。仓促上阵,采访自然有些肤浅,我的主要任务是记录,几乎把于老所有的谈话都记下来了。我的字写不好,但年轻时速记还可以,很多会议都是靠烂笔头记下来的。在上世纪90年代初,领导讲话很少印发材料,不像现在讲话稿满天飞。我根据记录,第二天整理出了一篇专访《情系潇湘别样亲》,配上照片作头版头条重头稿推出。这篇专访虽不很精彩,但能从无准备的聊天中“挖”出这篇稿子,总算有所交代。要知道,采访领导人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逆境中的“遵命报道”
  
  人生有顺境,有逆境;有高潮,也会有低潮。谁也不会想到,2001年初春,在我人生的最低潮时,我会写出一篇改变他人命运、充满阳光和激情的报告文学《情撼山村》。
  我一直厌倦做官。我之所以到报社来,就是想安静一下,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很努力。不想当某一天我突然成了报社唯一的副总编辑,成了班子中最年轻的成员时,一些人在阴暗心理的驱使下,竟把我给活生生地“阴谋”了。好在最终历史是公正的。
  当时我心里是灰色的。市委某领导这时竟点名要我去写一个重大典型,当然,挂帅的还是《湖南日报》的退休老同志唐曾孝老师,我们俩的任务是向省委提供推荐材料。我们去到了零陵区石山脚乡,在那里走村串户,整整呆了7天,采访本都记了两大本。采访对象是一个极普通的中年妇女,没文化,也没技术,但会挨家挨户烧火做饭,挨家挨户插田割禾,挨家挨户做群众工作。她叫何桂凤,一个乡妇联主席。她的事迹很平凡,平凡到几乎令人难以相信。我们几次采访何桂凤,她说不出什么,多问一句,她就前后矛盾,叫你不知哪是真,哪是假。因
  为是市委领导亲自交待的任务,怠慢不起,我们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尽最大努力挖掘何桂凤同志的先进事迹。尽管我们感到有些勉强,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甚至是对她非常不利的情况反映,但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
  写《情撼山村》这篇作品,我可是费尽了心思。唐曾孝同志是老前辈,我可不敢开口要他写稿,只好把自己关在家里,坐在电脑前,用手写板一个字一个字抠,一万多个字,整整用了一个星期。写完后,我给市委领导打印了一份,给唐曾孝同志复制了一份,之后,便不再过问。
  应该说,对这篇作品我是倾注了感情,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我知道什么叫讲政治,宣传部交待我不允许抢先对外发稿,我遵守承诺,不过少得一点稿酬罢了。其实我心里清楚,树一个全省全国的重大典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何桂凤的身上,我一直隐约感到还缺乏一些东西,无法妙笔生花。当然,人无完人,作为基层干部典型的何桂凤,后来很快出了名,当选为省第八届党代表。在长沙开会期间,我还继续采访了她。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在人生最低潮时能写出这篇“遵命报道”,这篇还在全国一个征文活动中得过二等奖的主旋律作品,我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与努力。
  
  吓我一跳的“大”标题
  
  说来你也许不相信,1992年我写的一篇新闻稿在《湖南科技报》见报时,当时实实在在吓了我一跳,以至于我将刊有这篇稿件的样报悄悄塞进了柜子,一直不敢示人。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战战兢兢,生怕有人会问起这篇稿件,心里就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
  在省报发一篇宣传本地区的稿件,又是头版头条,这本应是一件大好事呀,何来有做亏心事的感觉呢?现在想想,我也太多虑了,不就是省报编辑好心“拔高”了一下我的新闻嘛。
  事情是这样的:1992年8月1日,零陵地区首家中外合资高科技企业―――中美合资安特资讯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在原永州市动工,我作为负责经济报道的记者前去采访,总编辑王延斌也去了。我当时写了一条消息,王延斌拍了一幅照片,登在《零陵报》的一版头条。我写消息的标题是《打开山门招远客追求世界第一流/首家中外合资高科技企业在永破土动工》。后来我觉得这是一条不错的科技新闻,将稿件压缩后投了《湖南科技报》。没想到这稿受到了《湖南科技报》的高度重视,也上了头条。只是见报时编辑大笔一挥,将主标题改了。我原标题是《零陵建立首家中外合资高科技企业》,编辑却改为《零陵建立我省最大高科技企业》。说实话,省报编辑改的标题“我省最大”四字虽然很有气势,但当时一看“我省最大”四个字我却懵了,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甚至还觉得很委屈,很害怕。我当时想,我做的标题虽不很精彩,但是真实的,一是一,二是二,是什么写什么,没有夸大,经得起事实的检验。这下倒好,明明是“我区首家中外合资高科技企业”,摇身一变竟成了“我省最大高科技企业”和“我省最大的一家中外合资高科技企业”。你看看,这还了得,不知情者会以为我这个刚刚当上记者的人吹牛皮讲鬼话,在沽名钓誉呢?若有哪位领导怪罪下来,白纸黑字,我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呀!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好在这是正面新闻,稿件见报后没有任何人向我问个“不是”,我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若真要有人问个“不是”,我想麻烦一定不小。如今事情已过去十多年了,若有人问:安特公司现在情况如何?我只能如实相告:安特公司现在知名度并不怎么高,也不知什么原因,反正与“全省最大”和“创世界一流”有相当距离。
  第一个“湖南新闻奖”
  我是1991年4月从原永州市东湘桥乡党委书记任上调往报社的,当时地委副秘书长曾斌找我谈话,希望我去地委办工作。曾秘书长是我的老领导,原市委书记,我很敬重他。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是选择去了报社。我对领导说,政界太复杂,我太直,不适合在官场混。
  不曾想到,报社也并非清静之地,有些方面甚至比政界还复杂。好在我初来乍到,一概不知,凭着兴趣和热情,好好干了几年。我1991年到报社,报到时领导要我去政治生活部,过了几天又要我去印刷厂,说厂长在闹情绪。1992年初,调来一位新厂长后我才回到编辑部,安排在经济部工作。就在这一年,我采写了一条《五万打工仔向地委书记请命,倡议成立打工基金会》的消息,连夺全省地市报、全省报纸系统、全国地市报好新闻三个一等奖,稀里糊涂创下了当时报社的获奖纪录。1993年2月,何礼兰从海南带了一拨人回来,考察永州的房地产。何是永州人,广州军区的企业骄子,在海南房地产界有些名气,地委、行署领导自然非常重视,我一直跟随采访,发了好几篇稿,《湖南日报》都上了三篇。实话说,我写何礼兰这篇通讯,虽然下了不少功夫,却并未想过要获奖什么的,几乎连获奖的意识都没有,只是领导叫去采访了,不写不行,不写好也不行,仅此而已。到第二年八九月份,我才从省委宣传部的通知中知道这稿获了“湖南新闻奖”
  ,而且还是零陵地区的第一个“湖南新闻奖”,这时才有点意外和高兴。关于这篇稿件,有三点可记:
  一、这是一篇现场采访稿。采访地点在潇湘宾馆,时间半个晚上,何礼兰谈,我记,谈了很多,也记了很多。之后,对一些拿不准的问题,我还悄悄采访了他的随行人员。
  二、写这稿时我动了感情。我也在广州部队当过兵,还是何礼兰的老乡。当写到他痛失爱子半夜里与妻子相拥而泣时,我眼睛湿润了,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三、我作为作者代表首次赴省会长沙领奖。颁奖大会很隆重,省委副书记杨正午,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文选德,省政协副主席石玉珍,省军区副政委黄祖示等领导亲自颁奖。我第一次从省委领导手中接过获奖证书。这时,有人给我拍了照片,后来我收到照片一看,我笑了。
  第一个“湖南新闻奖”,尽管档次并不是最高,但却来得有点突然,也有些隆重。那滋味,应该不比当官差吧?■
  (作者系湖南省永州日报社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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