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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老贾

作者:未知

  编者按:
  上海杰出的党报新闻工作者贾安坤同志,于今年1月21日因病辞世。我们在此刊发三篇文章,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予生也晚,结识老贾,已在他退休前夕的那几年了。对他波澜壮阔的新闻生涯,当时并不深知。因此,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资格去写老贾,何况又是在《新闻记者》这个我素所敬重的专业刊物上。但编辑说,没有关系,我们是来纪念一个好人。
  这样一说,我责无旁贷了。因为,我所知道的老贾,确乎是一位好人。这个印象,最初是出于意外且感动地被他照拂过。而最后,则缘自永远送别老贾时所接触到的、他的纸上人生。
  与老贾短暂地共事过。那是在他从上海新闻出版局调到人民日报华东分社担任秘书长直至退休的几年间。我从事采编,他老人家主管行政,从工作上而言,交叉之处并不多。然而老贾却是一位深谙采编之道的“老新闻”,偶有交谈,便从他爽朗的谈笑中,时闻真知灼见,更是喜欢这位长者的性格:率真、直言,思想开放,和年轻人没有代沟,甚至,还有几分可爱的童言无忌的感觉。
  老贾这位“好人”的“好”,终于直接落在我的身上,是因为一件“小事”。
  1996年初,我初为人母,正在休产假。然正逢分社初创,诸事冗杂,领导希望我尽快回来分担。于是,产后尚不到两个月,我就扔下家中嗷嗷待哺的婴儿,重返工作岗位。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老贾找到我,主动提出每天中午用分社的车接送我往返家中哺喂婴儿。对这一安排,我真是大出意外,极为感动。说实在的,哪个单位的领导能想得这么细,安排得这么周到呢?而我和老贾,当时只是极浅淡的工作交往而已。
  乍闻老贾的突然辞世,心中一痛――一个“好人”永远从世上消失了,这便是我的第一反应。
  受命起草致老贾的悼词,我没有推辞。但是,要为这样的长者画一个句号,我十分诚惶诚恐,深怕有负重托。但是,老贾那爽朗的笑声时时回荡在我的耳边,似乎听到他熟悉的、气定神闲又语带幽默的声音:“小李,不怕,你放开写!”
  于是,就在老贾永远离去的那一天,在分社同事们的帮助下,我尽可能地找到一切和老贾有关的材料,其中有大量老贾的手迹。
  当晚,我几乎一夜未眠,一页一页地梳理着老贾的人生足迹,不由感慨丛生,郑重写下这样一段话:回顾贾安坤同志的一生,我们看到的,是他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作为忠诚而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及兢兢业业的党报领导干部的奋斗历程,其间有不懈的努力、有无畏的抗争、有人生的坎坷,有事业的辉煌与成就,更有组织上与同事们的口碑与认同。
  厚厚一摞的材料中,有老贾许多“得意之笔”,诸如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法律系,因品学兼优、工作积极,担任了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和班长。后来又以优等生被分配至解放日报工作,圆了他自少年时便萌发的记者梦。
  为了解放日报的新闻采编工作,老贾倾尽半辈子的精力。在那个曾经生动而激情、动乱而困顿,也曾经重生而百废待兴的时代,他为解放日报奉献着自己的学养、心血和智慧,也时见无畏的勇气。
  有三个细节,我记忆深刻,堪称老贾平生的三抹“亮色”。
  其一,年轻的老贾初投解放,其才情便很快受到时任总编辑的魏克明同志的欣赏。老贾刚到报社农村组不久,就深入嘉定县徐行公社的田间地头采访,写出一篇以克服松劲思想、夺取棉花丰收为主题的消息,问题颇切中时弊。魏克明看了大为欣赏,在原稿上一字未改,只批了“楚楚可观”四字,将原文照发并配发了社论――对一个新毕业的大学生而言,这不啻是一番殊遇。从此,老贾就成了解放日报农村报道骨干。
  其二,“文化大革命”来了。就在当年的“解放日报事件”中,老贾站在捍卫党报的立场上,与造反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在长达十年的“文革”中,老贾没有公开发表过一篇“批判”文章。周恩来总理逝世之际,思想感情默默站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边的老贾,敢于冲破“四人帮”的禁令,在解放日报农村部毅然主持了为周总理召开的追悼会,带领大家高唱《国际歌》。听到周总理的追悼会是由邓小平同志致悼词,他欣慰地说:“一块石头落地了”。对天安门事件中小平同志被诬,他也表示无法理解。在那样黑暗的岁月中,做一个“好人”并不容易。“好人”说错话办错事,也情有可原。老贾在文革结束前夕的作为,那样一种表现,可以称之为“无畏”。
  其三,粉碎“四人帮”之后,作为解放日报报社业务小组成员,老贾旗帜鲜明,坚决执行和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改革政策,支持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他采写或策划组织的诸多稿件和版面,都洋溢着思想解放的光彩,引起强烈反响。如《徐文采该不该戴大红花》,从一个侧面指出“左”的思潮对农村的负面影响;而对川沙县塘镇公社和青浦县练塘公社的调查报告,则深入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的喜人局面。在他的组织筹划下,解放日报于1979年10月正式推出市郊版,作为负责人,他继续不遗余力地推动农村改革,编发了《这类尖子户富得对不对》、《这算不算翘尾巴》等典型报道,并为之配发评论,以尖锐泼辣的提问方式,批判了郊区农村残存的左的思想倾向。他还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劳动致富等问题上,突破思想阻力,强调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并组织县委书记写文章,在改革的旗帜下,宣传并推动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得到市委领导同志的肯定和支持。
  坚持思想解放,坚持宣传改革开放,我想,这是老贾新闻实践生涯中最堪欣慰的。
  然而,对我而言,上述三个“亮色”,都不如偶然看到的一个老贾的私人故事来得震撼。
  老贾的家乡是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县,在抗战炮火中,他度过了颠沛流离的童年。幸好,他的父亲一直是教师,收入相对稳定,上有祖母在生活上的荫庇,他从小就有幸接受了系统的教育。7岁始,他先后在江宁县湄塘村小学、南京大仁中学、南京师院附中求学。
  因为祖母门衰祚薄,家无劳力,只得把20余亩薄田雇人耕种。结果,土改后她被定为地主成份。以当时的政治气氛,尽管年轻的老贾早就不和祖母共同居住了,但他每填一份表,就得把这位“地主祖母”的来龙去脉交代一番,并表示要“划清界限”。现在想来,每次填表,当年的老贾恐怕心中都有说不出来的苦楚。
  在披阅老贾的生平材料时,我曾很疑惑:中学大学一直积极要求进步的老贾,1952年就入了团,何以迟至1966年4月的文革前夕,在14年之后,才被接纳入党?
  带着问号,我一页一页地读下去,从闪闪烁烁的字里行间,我发现了这个谜团的真正原因。
  在老贾读大学期间,就有外调人员关注并调查他的历史和表现了。当外调本该向他的一位姑夫进行时,偏偏他们的独生子意外身亡,巨大的悲伤使姑夫无法自持。当地干部便热情地转而介绍了他的姑妈。
  一点也不“讲政治”的这位姑妈,按照她自己的理解,“表扬”贾安坤:这孩子孝顺啊,在我们家数他和奶奶最好。几天不见他,奶奶就和没了魂一样。他还和奶奶说过:等他大学毕业,就接奶奶和自己一起过――很不幸,奶奶没能等到这一天。奶奶过世以后,年轻的贾安坤倾其所有,还举了一些债,才使祖母得以返乡安葬,“安葬奶奶,安坤是我们家出钱最多的人。”
  外调干部不动声色地记载下这次谈话。而老贾,就此被打入另册,失去了那份曾经的信任,背上了划不清“阶级界限”的政治包袱,入党要求也一直被搁置。甚至,在毕业去向上,老贾也由可以去更要害的部门,被调整为可去“一般部门”。而老贾,一直无怨无悔。
  这样的细节,最能说明一个知识分子的为人。合上材料,我对老贾的敬意油然而生。
  在那样的时代,作为团支部书记的贾安坤,不可能不了解,自己举债安葬一位“地主婆”,倘被组织上知道,将有怎样的后果。多少本性也很善良的人,曾经在政治高压面前,在功利面前,选择了对本性的放弃,由“人”而渐变为“非人”。在亿万中国人中间,屡经政治运动洗脑,这已近乎一种集体无意识,祖宗传下的“孝悌忠义”,都被批得体无完肤,唯有反其道而行之,方有生存下去的可能――然而,生性纯孝的老贾,不惜以可能付出政治生命的代价,本能地选择了在皇天后土业已积淀了五千年的人子之道。选择,并且为这份选择付出政治生命的代价。
  百善孝为先,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做好文章,先得做“好人”。上述让人温暖的细节,证实了一点:好人,堪称是老贾这一生的“起点”和“终点”。老贾很智慧,新闻采编更是行家里手。敬业精神和专业意识过于突出和抢眼,有时会让人忽略了他的平凡的“好”。在采编方面老贾的贡献,想来有他的老同事老朋友条分缕析。那么,我就记述一下老贾的“好”吧。这份“好”,其价值甚至可能超出了他有口皆碑的业务能力与领导智慧。
  合上材料,好像又听到老贾的朗笑,带着几分倔犟,也带着心底的坦然。
  好人老贾,一路走好。■
  (作者系复旦大学博士生、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照片说明:2008年底,参加解放日报张安朴美术作品研讨会张安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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